挑选名著 如何挑选合适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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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因此4月也被定义为读书月。在今年的读书月期间，精典书店将联合国内最优秀的出版社，从版本出发，带领读者学会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选择最佳的版本进行阅读。

　　读外国文学先看翻译，译者对于译著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冯骥才说翻译家是“金子做的桥”。好的译著，精妙地传达原著的风貌，让人阅读之后齿颊留香，而那些糟糕的翻译，读了让人味同嚼蜡，更可怕的是从此再也没有了阅读的兴趣和勇气。

　　第一期我们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并和他们一起邀请到著名的文学史翻译专家王友贵教授专程为读者讲述如何挑选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版本?哪些译本是我们的首选?这些名著名译又是如何炼成的?

　　此次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内166”文学公益讲座的第二十一讲。朝内166，是指北京朝内大街166号，这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地址，也被称为是新中国的文学摇篮，许多文学的大家在这里工作，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编辑工作，那些曾经滋养过我们的世界文学名著，大多来自这里。自2013年9月起，“朝内166”文学公益讲座开始不定期举办，邀请过众多文学大家，现已是国内规格最高的文学讲座。4月8日的【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是其第二十一讲，也是首次走出北京，落户重庆精典大讲堂的讲座。挑选名著 如何挑选合适的名著

　　【嘉宾介绍】

　　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在西南师大外语系、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文系、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英语系、剑桥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学习或研究。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20世纪翻译文学史、中国翻译史、文学翻译研究。出版著作有《翻译家周作人》《乔伊斯评论》《翻译西方与东方》《翻译家鲁迅》《20世纪下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1949—1977》等;论文有《中国翻译的赞助问题》《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Translations of the Century: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Ulysses”等。《乔伊斯评论》2003年获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三等奖。挑选名著 如何挑选合适的名著

　　文学名著呼唤翻译大家

　　缘起

　　中国的出版界改革开放以来进步很快,单说外国文学翻译图书的出版,就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万花争艳局面。不过,大好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浮躁和争利导致的翻译水平下降、重复出书、翻译大家的稀少等等。

　　为什么少有翻译大家

　　记者：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现在外国文学著作出版得这么多、这么快,有些几乎是和原著同步出版,可是给人印象却是没有翻译大家。到底是书出得太多把他们埋没了,还是确实没有了像傅雷、汝龙那样的翻译大师?

　　余中先：大师不敢说,翻译大家还是有的,比如在座的李文俊先生,多年来孜孜矻矻翻译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的作品,得到广泛的社会承认。但又确实如你所说,翻译界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着翻译水平的提高。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了赶出版速度,迅速占领市场,一些出版社往往让好几个译者合译一部作品。结果,文风不一样,遣词造句的习惯各异,同一个意思会有不同的表达,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合译”而不“合一”的现象。

　　止庵：我们推许翻译大家时,往往不仅取决于该人的翻译水平,还应涉及所译是否名著,以及译作对中国读者的影响,这又与翻译在特定历史时期中所起的社会作用有关。举个例子,以前述最末一项而论,后来任何一位译者都难与林纾相比,但他却是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大家”。应该说,今日并非少有翻译大家,而是少有社会意义上的翻译大家。挑选名著 如何挑选合适的名著

　　李文俊：其实,翻译大家过去也并不多。过去中国读书人古文底子深厚,至少,毛笔字要过得去,能用文言写作,会做旧体诗,这样的标准现在知识分子恐怕难以达到了。但在外文水平、对原作的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对国外生活的第一手接触等等方面,后起的译者对前辈还是可以有所超越的。即使在中文的表达上也如此,今天的中文在精确、细致、复杂等方面,已较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进了一大步,这也有翻译家的功劳。改革开放以来,大师也许没出现,但优秀的翻译家还是有不少的。

　　是否名著重译过多

　　记者：我还有个印象,现在名著的版本特别多,把读者弄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本。为什么要重译这么多名著呢?是否都想来争利润?这样做是否造成了出版过滥?

　　韩敬群： 名著重译过多乃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市场引导的结果,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名著,大家确实都想占有自己的份额,分一杯羹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有些名著明明有了公认的好译本,再出新版,未必能做到后胜于前,只能造成人力财力浪费。何况国内翻译人才本来就稀缺,一窝蜂地集中到少数几本书上,必然忽视对其他重要作品的翻译。一个让人痛心的例子是：被公认为近代西方传记文学开山鼻祖的《约翰逊博士传》(英国鲍斯威尔著),内地至今没出版过好的译本,只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引进了由台湾学者罗珞珈、莫洛夫翻译,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的浓缩本,这个版本的译文质量只能说差强人意。挑选名著 如何挑选合适的名著

　　止庵： 名著重译过多需要具体分析。原有译本译文太过陈旧,或有所删节,或所据版本不佳,另外推出新的译本,应该说是好事。但如果不能做到推陈出新,大可不必多此一举。

　　李文俊：名著重译本多了一些,确实是浪费力量。不过好像也不能算是重大失误。倘若能做到让读者自己不想去买水平低的重译本,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优秀的出版家要设法使自己的出版物质量好,价钱便宜。他们还要像商人一样善于打通出版渠道。自己不下功夫,光想让“上头”拿出条条框框禁止别人做这做那,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官气与霸气。

　　是否心浮气躁轻易出手

　　记者：普遍认为,现在浮躁之风也在翻译出版界劲吹。为了求快,在第一时间占有资源,很多译者不顾忌翻译质量,匆忙出手;出版社也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这种状况当然不可能出版上佳译本。

　　李文俊： 我认为“心浮气躁,轻易出手”不是竞争状态造成的,而是贪欲造成的。好像不管是《圣经》还是《佛经》,都是这么说的,它们还认定贪欲必然会给贪欲所有者带去苦果。但愿如此。

　　止庵： 现在一本书从确定译介到最终出书,周期经常只有短短数月,很难保证质量。

　　余中先： 当一个中国读者读一本翻译作品时,实际是在读这位中国译者用他自己的文字转达的外国原作者的文字、文体、文笔乃至文本。译者文字水平的高低,翻译时下的功夫深浅,所理解并转达的原作精髓的程度……总之,译本的好坏,往往决定了中国读者对原作的认识、理解、欣赏、认同、接受,决定了一本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命运。因此,读者在购买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一定要有“译本意识”,在看过了书名和作者名之后,还得仔细看一看封面上的译者名,接下来还得看一看出版社的名字(做事认真、规矩的出版社值得读者信赖)。当然,最好还是去浏览一下内中的东西。挑选名著 如何挑选合适的名著

　　是否名编奇缺亦造成质量下降

　　记者：这个问题是余中先先生提出来的,我觉得心有灵犀。编辑的工作确实很重要,这个环节出了问题会导致严重后果。

　　韩敬群：按照常识来理解,外文图书的责任编辑应该精通外文才能胜任工作。老牌的外国文学图书出版社,都配备有素质一流的外文编辑。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萧乾、赵少侯、孙用、屠岸、王央乐诸先生,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韩侍桁、草婴、方平诸先生等。他们不但是一流的编辑,还是一流的翻译家, 由他们来承担责任编辑的工作,图书质量当然会有保证。今天很多出版社出版外文书,未必配备了熟悉相关语种的外文编辑。即使有配置,也未必要求他们认真核对原文。所以当前的出版物,我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显著问题：学术图书怕对引文,翻译图书怕对原文。我曾读过一本名社出版的翻译书,仅下册之内,硬伤就不下百处。我还曾有机会担任一本翻译图书的二审,最后发现我所做的主要工作,其实是把一审的改动再恢复为原译,因为他完全是根据中文在处理译稿。

　　当然,著名的出版人、以编辑外国文学图书享誉业内的刘硕良先生,据说并不以外文见长,但他主持编辑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却成为几代中国作家与文学青年的精神食粮。刘先生的办法是完全信任、选择专家。他与国内翻译界几乎所有语种的名家都有广泛的联系与深厚的友情。这一套丛书中,他请董衡巽、冯亦代等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吕同六译皮兰德娄,罗新璋译纪德等等,都是极一时之选。挑选名著 如何挑选合适的名著

　　余中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历来在编辑校订的文字工作中肯下工夫。以李健吾先生所译福楼拜名著《包法利夫人》为例。人文社的编辑提出,以前出版的李健吾译本由于问世较早,某些语言与当代语言习惯有了一定的距离。于是编辑与李的版权继承人研究,决定由出版社编辑负责核校,重新编辑加工,由李的女儿李维永审阅认定。这样产生的新本子,既保持了李健吾先生译文的原貌,又消弭了原译文中的若干小疵点,算得上是“一流的选题,一流的翻译,一流的编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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