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评：“无门槛”异地中考改革问题

在目前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和以地方财政为主保障教育资源的背景下，各地的“开放”仍然极其有限，最终可能演变成一面开放高考机会，一面从义务教育结束后即开始实施限制。

要实现真正的中高考公平，仅靠地方政府的力量非常困难，必须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推进系统改革。解决异地中高考问题，只能向改革要答案。

据报道，广州市异地中考政策拟于2019年实施。据广州异地中考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意见，过渡期间，公办普通高中招收非政策性照顾借读生数量不超学校所在批次招生计划的8%；过渡期后，公办普高招收异地生(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不超过学校所在批次招生计划的8%。

综合来看，广州异地中考开放普高、中职，不像北京的异地中考政策只开放中职招生，也不像上海的异地中考政策只对人才居住证持有人员子女开放普高，其他随迁子女只能报考中职。对于外地户籍家庭来说，这一政策无疑是重大利好，充分说明广州在推进教育公平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就具体的中招细则来看，不得不说，广州市能享受该政策的随迁子女比例仍然较低。据广州市招考办提供的数据，2013年广州市中考考生总数为114173人，其中非广州市户籍考生达25939人，占22.7%。以2013年广州市普通公办高中录取计划61951人计算，8%仅为4956人。也就是说，非广州市户籍考生只有19.1%能升入普高。而广州市户籍考生升入普高的比例为64.6%。

对于广州为何确定这8%的比例，有教育人士分析，主要是考虑到广州公办高中资源紧张。相关人士进一步建议，当地民办高中可借此获得发展机会。随迁子女不能进公办普高，不妨选择民办高中，目前广州民办普通高中的招生名额仅4000多人。这一建议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民办高中扩大招生规模必须以保障培养质量为前提，否则即便扩招，考生考虑其办学质量也可能放弃。而从办学规律的角度分析，广州民办高中在未来5-10年间规模增长有限。

一个问题由此浮出水面：限制随迁子女通过中考进入普高的人数，其客观后果是——限制了异地高考的人数。根据广东异地高考政策，连续三年高中学籍、提供居住证即可在广东参加异地高考，这一要求看似较低。但如果先行限定普高招收随迁子女的比例，开放异地高考也可能让许多外来家庭空欢喜一场。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以适龄户籍高中生减少为背景撤并高中校，与随迁子女急需普高求学机会，这两种貌似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和以地方财政为主保障教育资源的背景下，开放异地高考、中考必然会遭遇强大现实的阻力。笔者担忧，最终各地的“开放”仍然极其有限，还可能演变成一面开放高考机会，一面则从义务教育结束后即开始实施限制。

真正的中高考公平，应该实现随迁子女“无门槛”求学。当然，做到这一点，仅靠地方政府的力量非常困难，必须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推进系统改革。

首先，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高考改革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如果能落实这一改革，高考按户籍报名的制度将被彻底打破，异地高考问题也将不复存在。很多人认为，由于改革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突破，解决异地中高考问题应该务实一些。但在笔者看来，只有下定决心，改革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设定的改革时间表，就是到2020年见效。而依照目前解决异地高考的现实思路，恐怕直到2020年，那些异地高考矛盾突出的地方还仅仅只实行非常有限的开放。

其次，加大省级财政对基础教育发展的统筹力度，建立学费随学籍走的经费流动机制。我国基础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根源在于实行地方财政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各地的办学条件取决于当地的财政实力，这也使当地的教育资源就为当地户籍人口服务，由此出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求学门槛和中考门槛。要让受教育者在各地都能享有平等的求学机会，应该加大省级财政对基础教育的统筹力度，同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建立学费随学籍走的机制，减少流入地地方财政的教育投入压力，也能促进流出地政府更重视本地的教育发展。

教育公平是推进教改的出发点和目标，这需要中央、地方形成合力，各司其职。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确定高考改革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战略，如能切实落实，随迁子女100%享有平等的入学机会将可期待。解决异地中高考问题，只能向改革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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