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家国往事 诗词人生

　　如今的中国，可以把古典诗词和个人命运起伏结合得如此震撼人心的人，或许除了叶嘉莹，很难找出第二个了。

　　叶嘉莹与古典诗词结缘，始于幼年家学。然而，不论是启蒙她的伯父，还是后来的恩师，甚至就连她自己都不会想到，在未来的生命中，古典诗词不仅仅是她的爱好、谋生工具，更是映衬她一生坎坷和辉煌的伴侣。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在和诗词谈一辈子恋爱。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是古典诗词，赋予了叶嘉莹人生特有的美感和内涵。这种由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赋予的美感，焕发在她每一次的讲课和每一篇文章中，即便只是坐在她面前，你都能感受到她身躯里岁月和文明激荡的回响。

　　正因如此，叶嘉莹不仅赢得了中华文化圈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由衷赞誉。2019年5月份，当南开大学为她举行90华诞生日庆祝会时，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不辞劳苦，千里赴会。

　　在这场庆生会上，有人用一句话，概括了她一生的追求：“九畹兰滋，乐做诗词传灯人”。

　　从启蒙到“能自建树”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察院胡同23号的四合院，是叶家的祖宅。叶嘉莹自小便在厚厚的宅门里长大，直到1948年南下上海结婚，才告别这座宅院。

　　正是在这座祖宅里，叶嘉莹完成了诗词的启蒙。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

　　叶嘉莹的母亲和姨母也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而且都在外面教书。她们也常常教叶嘉莹背诵经典。在这样的家学氛围下，叶嘉莹的诗词功底日渐扎实。如今人们听叶嘉莹讲课，往往觉得她的吟诵最具特色。殊不知，当今年轻人很难掌握的平仄声律，她从幼时便已熟知。

　　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成绩优异的她，在报考大学时却费了一番思量。

　　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公立大学悉数落入日军之手，但由于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一批具有西方背景的教会大学得以幸免。叶嘉莹在“出于实用考虑”的北京大学医学系和“出于兴趣爱好”的辅仁大学国文系间犹豫许久。最终，她选择了辅仁大学。

　　这不仅仅是出于爱好。叶嘉莹回忆说：“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不受日军和敌伪控制，一批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教师都在辅仁大学任教，这对我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当年秋天，叶嘉莹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当年顾随报考北大国文系，蔡元培翻阅试卷后认为，顾随的才学已经如此深厚，再读几年国文系也未必有什么突破，不如改学西洋文学，以扩充眼界，将来必有更大成就。顾随听从蔡元培建议，日后果然成为融汇中西、兼容并包的一代名家。

　　顾随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与一般老师只讲书本上的知识不同，顾随讲课时旁征博引，“一片神行”。他重在感发而不拘泥于死板的解释说明，有时候一个小时内，甚至一句诗都不讲，却已将诗歌中最具启迪性的妙义讲给大家。叶嘉莹听课时常常极力心追手写，生怕遗漏了老师学问之精要。

　　叶嘉莹跟从顾随6年，与顾随结下深厚情谊。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

　　顾随生前没有留下一本著作。叶嘉莹上世纪70年代回国以后，出于对恩师的感激与怀念，把整理出版顾随文集当作重要任务。她竭尽所能，发动各种关系寻找顾随的文稿。1986年，40余万字的《顾随文集》终于出版，完成了叶嘉莹的一桩心愿。而她在顾随课堂上记下的八大本笔记，她全部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之后被整理成《驼庵诗话》。叶嘉莹与顾之京约定：这些笔记，凡经顾之京整理并在国内出版的，一切版权和版税都归顾之京所有。叶嘉莹以这样的方式，回报深厚的师恩。

　　但如果顾随有知，最高兴的肯定还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而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西方文学理论，这对她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也影响深远。

　　在去国外之前，叶嘉莹对文学理论并没有很大兴趣，她认为，和充满灵动内容的诗词相比，文学理论实在太过枯燥。然而，当她接触到西方文学理论后，却发现它们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叶嘉莹兴趣大增，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

　　这种中西融合的理论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道路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弱德之美

　　作家席慕蓉第一次听叶嘉莹的讲演后，心潮澎湃，写下这样的文字：只觉得她在台上像个发光体，她所散发的美感，让我如醉如痴。

　　事实上，但凡经常接触她、了解她的人，往往都有被她的气质所感染的感觉。类似席慕蓉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

　　熊烨是叶嘉莹的2010级博士生。原本在南方一所大学本科读法律的他，彼时正处于失落和迷茫的一个阶段，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叶嘉莹讲课的节目，立刻被深深吸引。

　　“叶先生的授课融入了她切实的人生体验，这是最打动我的。我也听过其他老师的讲课，但他们大多只限于诗词本身，无法切入我的内心。”熊烨说。

　　熊烨就此决心报考南开大学研究生，投身叶嘉莹门下。毫无古诗文基础的他径直给叶嘉莹写信，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正在住院的叶嘉莹很快就托人回信，对他加以鼓励。

　　熊烨最终如愿以偿。他来到南开之后，才逐渐了解到叶嘉莹诗词极富魅力的另一层原因。

　　那是叶嘉莹的坎坷身世。

　　1948年3月，在北平几所中学教书的叶嘉莹南下上海，和在国民党海军任职的未婚夫结婚。随着时局剧烈变化，1948年11月，叶嘉莹和家人从上海来到台湾。在白色恐怖中，丈夫被怀疑是“匪谍”，在监狱一关就是3年，连她自己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也被抓到警察局关了一段时间。被放出后，叶嘉莹没了工作，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没有房间可住，她就在走廊上打地铺，很早就要爬起来收拾干净；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她只能出去，在烈日之下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

　　后来，她终于在加拿大取得终身教职，使全家人的生活安定下来，正当叶嘉莹庆幸自己终于走完苦难历程，可以过几天轻松日子的时候。1976年春天，大女儿和女婿因为车祸双双遇难。后事操持完毕后，叶嘉莹把自己关在家中很久，避免接触一切友人。

　　然而，这些苦难，叶嘉莹很少对外人提及。她在台湾的学生，对她在白色恐怖中的苦难长期一无所知。她的外甥、台湾长庚大学校长包家驹，第一次知道舅妈是位教授，竟然是在她任教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里。在他以前的印象中，舅妈只是一个在家里洗衣擦地、架着竹笼为女儿烘烤尿片、在厨房里洗菜的妇人。包家驹筹建长庚医学院时，聘来的国文老师中有人听过叶先生的课，他才意识到，原来舅妈有这么高的成就。

　　叶嘉莹只是不愿麻烦别人。她寻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排解方式。那些深埋于心的苦闷和挣扎，与她自小就熟背的诗词发生了化学反应。叶嘉莹对诗词最初不求甚解，后来逐渐有了大彻大悟之感。

　　叶嘉莹说：“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我之所以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召唤。”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叶嘉莹开始写诗词评析的论著。她的第一篇论文选择了王国维的诗词，题目是《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她之所以选择王国维，是因为那时是叶嘉莹对人生特别悲观的时期。王国维的一些诗词也写得极为悲观，这正契合叶嘉莹的心境。

　　“不得于心者，固不能笔之于手”。这句看似普通的话，不仅是叶嘉莹的自白，更是点出了她诗词生涯的魅力根源，“如果不是我真的有感受，真的有理解，我是不会把它写出来、讲出来的”。

　　此后几十年间，她著作等身，成为享誉国际的大家。她提出的词学中“弱德之美”的学说，在如今的众多研究者看来，用来描述她本人十分恰当。这种观点认为，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这种美感，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其为形虽“弱”，却蕴有坚强的“德”之操守。

　　叶嘉莹身边的朋友、学生常有讨论，假如没有遭受这些人生的磨难，她是否还会成为今天的叶嘉莹？最终大家形成共识，如她向人们讲述过的辛弃疾、王国维那样，正是在个人生命和诗词的交相互动中，才成就了她诗词人生的艺术魅力。

　　一是好诗，二是好为人师

　　顾随对叶嘉莹的影响不仅限于是她诗词道路的引路人。许多年后的人们，只要聆听过叶嘉莹的讲学，往往会有天马行空之感。叶嘉莹授课不用讲义，因为她觉得事先写好的文字会把思维限制住，不能尽情阐发诗词的绝妙。她自己称之为“跑野马”。

　　世人已无缘目睹顾随讲课时的情形，只能从回忆文字上揣摩他的风采。而当叶嘉莹站在讲台上天马行空时，人们往往会隐隐感到，站在叶嘉莹身后的，正是恩师顾随的身影。

　　叶嘉莹的诗词讲授，到底具有怎样的魔力？

　　现在的陈洪和叶嘉莹是同事。在35年前，陈洪还是一个挤在几百人中听叶嘉莹讲课的学生。1979年，叶嘉莹回国教书，在南开大学授课，还在南开读研的陈洪便常常和同学们一起早早前去占座。陈洪说：“那时候我们的诗词评析，还没有完全摆脱旧有思维。拿到一篇词，首先要分析作者的阶级背景、经济地位，从这些政治属性出发，再去分析诗词。可想而知，当叶嘉莹先生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她既遵循传统又大胆创新的讲授，给我们带来多么清新的感觉。”

　　几乎和陈洪在同一时期，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徐晓莉听说南开大学中文系来了一位讲课很好的女老师，便前来听讲。而这第一次的听课，就牢牢地吸引了徐晓莉。

　　“在课堂上，叶嘉莹就是一个强大磁场的磁心。”徐晓莉说，“她从不拿讲稿，却常常从右向左，竖版繁体在黑板上默写出古人的大段诗词文句。她讲一口纯正亲切的北京乡音，而她深厚的古典修养和融贯中西的浩瀚学识，以及恰切精当的举喻与解说，让我们倾倒，耳目全新，惊叹不已。”

　　翻开徐晓莉当年的听课笔记，只见字句与标点断续不整，潦草变形，全因当时她激动兴奋，以致笔不暇接。从那时起，徐晓莉就成为叶嘉莹的“铁杆粉丝”，并成为叶嘉莹的众多“编外弟子”之一。如今已经退休的她，有空便在家里放起叶嘉莹的讲课录音，犹如别人听京剧、听相声一般，听叶嘉莹的诗词讲授，已经成为徐晓莉生活的一部分。

　　更让徐晓莉难忘的，是叶嘉莹对教书的态度。

　　有一次，徐晓莉和同学们闲聊，大家谈及现在学生素质降低，认为某些学生是不值得精雕细刻的。叶嘉莹便讲起当年她在台湾教书的往事：她曾教过一所程度较差的私立女中，那里的女孩子们大多只是想混一张文凭当嫁妆，可她却从未因学生们的程度低而敷衍马虎，她说：“纵使我不考虑是否对得起学生，也要考虑是否对得起屈原、杜甫他们。”

　　“这是先生尤为让人尊重的一点。”熊烨说，“她从不因你是外行或者懂得少而看不起你。在她眼里，只要你喜欢诗，愿意读诗，那么大家就都是平等的。”

　　在和叶嘉莹取得联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熊烨并不奢望能成为她的学生，因为他并不会写古体诗，诗词功底不强，但是叶嘉莹在交谈中感受到熊烨的灵气，认为他对诗歌有很强的领悟能力，于是欣然将他收入门下。对此，熊烨非常感激：“先生不会强人所难。她自己写诗词是高手，但不会要求学生也一定会写。她对人是很尊重的。”

　　叶嘉莹曾开玩笑说：“我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好诗，二是好为人师。”后来，她竟用“师诗”二字为侄孙女取名。

　　在她心里，有一种文化传承的迫切。她说：“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责任，我们要承前启后，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不能让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我们这一代损毁、丢失。”

　　在她的讲台下，不仅有高等学府的研究生、大学生，还有高级干部官员，转战南北的将军，也有乡镇中学的初中生，幼儿园的小娃娃。无论在上千人、数百人的大礼堂，还是在数十人、三两人的小课堂，无论对博士生洋洋十数万言的学位论文，还是小孩子寥寥数十字的诗词习作，叶嘉莹都是认真对待，一丝不苟。

　　她一向认为：社会人群间，只要你把最真诚的感情投注进去，总会如石子入水一样溅起水花的。

　　愿意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4年，叶嘉莹终于在离开北京26年后等到回国探亲的机会，然而在那个年代，她无法提出回国教书的要求。

　　她渴望回“家”，因为这不仅是生她养她的家乡，更是她所挚爱的中华诗词灵魂之所。她坚信，中国诗词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文革”过后，她一次回国探亲，在火车上看见一位年轻人拿着本《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她买到了《天安门诗抄》。这使她感慨：“中国真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

　　1979年，随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没有人要求她这么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旅费都是自付，除了长时间聘请她任课的一两所学校曾付给过她讲课期间的生活费外，其余多年来在各地的讲学或讲座大都是没有报酬的，完全是义务劳动。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

　　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叶嘉莹说，她的一生，除了回国教书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从来没有对命运做出过主动的选择。

　　她年轻时没想过要离开北京，更没想过离开大陆。她的婚姻，她在北美的漂泊，无一不是外界各种因素的累积，使她不得不做出那样的选择。甚至于在如今的人们看来早已和她融为一体的古诗词教学，也不过是当时她为了谋生，不得不去从事的工作。

　　她自言，在这人生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定数。你落到什么地方，不是你能掌握的，“可是不管命运把我抛到哪里，我都愿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做好”。

　　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热爱的事业中。人们往往惊诧于她旺盛的精力。当她年过八旬以后，依然常常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辗转于旅途。每次回国，她都要带回大批成箱的材料。往往下了飞机，她就找一个搬运工人帮忙，两人一人一个推车，一起推出来。每逢上讲台，她常常一站两个小时，神采飞扬，奋笔疾书，连水都很少喝上一口。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顾随曾说过一句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当年的叶嘉莹记住了这句话，却没有多想其中的意义。而当经历了一生的忧苦不幸，她终于对这句话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

　　仿佛时光回到80多年前，在察院胡同的四合院里，叶嘉莹读到《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什么是“道”？它为何有这般的魔力？年幼的她不懂，却感到极大的震撼。（图片由南开大学宣传部提供）

　　叶嘉莹简介 
　　叶嘉莹，著名古典诗词研究学者，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等。 
　　小传： 
　　1924年，出生于北京；

　　 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专攻古典文学专业；
　　20世纪50年代初，任台湾大学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被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是为数不多的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中国学者之一； 
　　1970年，接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约； 
　　1979年后开始赴国内讲学，并受邀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数十所高校讲授中国古典诗词； 
　　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1993年，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2013年，正式从加拿大回国，定居于南开大学。

　　如今，她早已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