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09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上海分站

摘要：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是最迫切、最关键的，但也是争议最大的。靠统一招生维持的公平实际上是靠不住的，必须向基于自主招生的公平过渡。

2009年的冬天，两起死亡事件再次对中国教育敲响了警钟。

11月26日，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自缢身亡，自杀前，她问自己：“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12月7日，湖南湘乡市育才中学发生晚自习下课踩踏事件，8死26伤。

前者是大学教育的悲剧，后者是应试教育的惨剧，中国教育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边缘。

校园官场化畸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现在的大学俨然成了一个官场——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教授走穴成风。“上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那会儿，学校自主权还不如现在大，但那时候有一种锐意改革的风气，教授不多但腰板很直。”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说，现在学校比以前有钱了、有资源了，而这些资源都被控制在行政官员手里，行政化当然会更严重，所以束缚才比以前更多，经济效益的考虑挤占了改革的精力，固化的利益格局成为改革的阻力。“只有当大学能够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而不只是对上级政府负责，才有压力和动力去改革创新。”

想当年，北大清华群星璀璨、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教授治校，可见这样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才是人才生长最为重要的环境。但“起跑线”上的恶性竞争被形象地比喻为“赢在起点，输在终点”。

“如果我们的小学生就被考试和分数所压倒，好奇心和想像力被磨灭殆尽，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大学教育阶段会有所作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认为，解答“钱学森之问”，也许首先还是“救救孩子”。

恶性竞争逼死中学生

殊不知，“解放小学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呼唤素质教育多年，应试教育依然大行其道，导致教育潜规则横行——择校费限制名亡实存，“奥数班”被各种思维拓展班取代，升学率排名由明转暗，“创新班”、“实验班”成为重点班的代名词，节假日违规补课照样进行……

今年春天，在文教昌盛的苏南地区连续发生4起中学生自杀事件。一名勇敢的高二学生征集了众多同学的签名，将要求改善教育、防止学生自杀的信件送进了中南海。其后，江苏省开始大张旗鼓地整顿教育秩序，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几年前的春天，同样文教昌盛的绍兴市柯桥镇，也发生数起高中生连环自杀，多无明确原因，学业和家境良好，晚自习在教室做着作业，走到窗口就跳下去了。那年的五一，当地教育部门破天荒地开恩放假，没有占用一天补课。学生们辛酸地说“今年的五一长假是用同学的生命换来的！”

为何各地的恶性竞争仍达到不断逼死学生的程度，杨东平认为，这并不是学生和家长的实际需要，主要是地区之间教育政绩攀比，以及名校之间升学率攀比的需要。因而，如果严格地取消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升学率评价，这样的竞争是可以减缓的。

改革路线图日渐明晰

在杨东平看来，当前教育的根源在于教育“软件”没有更新，仍然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1.0版”。“它主要源自两个不同的文化。”杨东平认为，一是科举教育的陈旧传统——读书做官，出人头地，唯书唯上。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它一直备受批判和抵制，但在80年代之后，对它完全失去了警惕和制衡，酿成应试教育惨剧。二是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形成的高度政治化，大一统的教育文化，教育陷入被动的“服务论”和狭隘的“工具论”。

一切都得以人为本。“超越政治本位和经济主义的模式，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基本宗旨，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杨东平认为，要注重个性发展，从精英主义转向大众主义，从“应试教育”走向“生活教育”：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

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被寄予厚望。2009年10月底上任伊始，他就提出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把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教育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各地的探索中，改革路线图已日渐明晰：浙江杭州拓宽“名校+弱校”的优质教育发展之路；北大试水校长推荐制……教育改革也被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一部勾勒2020年教育蓝图的《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正在制订当中。

畅想：希望村里的孩子比我强

【叙述者】周子合38岁甘肃天水代课教师

我的小学相当偏远——甘肃省天水市花牛镇杨集寨，我们这儿现在的气温零下6度，还好学校有暖炉。学校只有一二年级，30多个学生，我是惟一的老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都是我教。1993年，我以代课老师的身份走上讲台，至今已经16年都没转正，一开始每月工资只有60多块钱，2002年后才涨到140块，但我们这儿的公办教师现在每月能拿到2000多块。

能挺到现在都是因为孩子，他们带给我的满足和快乐有时候是用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村里每次有人考上大学，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刻，到现在已经有六七个大学生了。因为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他们每年过年过节回来都会看望我，给我买些水果，这是我最大的满足。

当年高考前一个月，一场大病导致我没能参加，后来毅然选择教学是因为村里八个学生无人教，我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村里人的文化不能这样低下去。农村多少有点重男轻女，记得1993年第一次教书时，有个小女孩都8岁了还没上学，我就去做他家长的工作。对于孩子们，我视如己出。

每月140元的收入完全不够家里花的，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得干农活，小麦、玉米加上果树，一年有6000元的收入，但依然入不敷出。母亲瘫痪已经6年，还有两个孩子要念书，一个上五年级，一个上初一，都是住宿。有时候看到以前的同学生活不错，很羡慕，尤其是母亲生病需要很多钱，但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候。

这两年教育部搞撤校合并，村一级的小学渐渐都没了，我们学校迟早有一天也要被撤。并校之后，我最大的担心就是孩子们，这不利于他们的身心成长，他们才是八九岁的孩子，自理能力那么差，到别的地方上学要走1个小时的山路。

现在很多代课老师都下岗了，但我并不担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继续教下去，如果哪一天取消了我的资格，就出去打工。有的时候我想，我做教育这么多年，算是在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但我自己的命运呢？这多少有点让人沮丧，还好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对中国的教育还是很有信心。现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都免除了学杂费，我们寨子的校舍虽然还是1993年村委会盖的，但跟我们上学时相比已有天壤之别。1993年的时候，村里很多人温饱都很难解决，但现在就完全不同了，至少可以解决温饱。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村里的孩子能比我强，我自己的孩子能比我强。我一直教育他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别人，要助人为乐。希望他们以后能做教师或医生，因为这两个职业都可以帮助很多人。

对话：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必须改革

【专家】王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

《国际先驱导报》：大家对《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期望很高，它真的能解决很多弊病吗？

王烽：《纲要》从去年8月开始操作，花费了大量人力，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吸取了群众的意见。它勾勒出了2020年教育发展蓝图，这个蓝图不单纯是目标，而是向目标努力的教改行动方案。

《纲要》管不管用，首先要看规划本身的质量是否抓住了关键问题，方案的设计是否合理；另外就是它是不是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是中央各部委、中央、地方政府需要协作解决教育问题；其次，是不是得到学校、教师、舆论的支持，还有在实施的策略上，是不是吸收了已有的经验教训、地方创新的经验，是不是经过试点。现在很多看似很小的问题都牵扯到方方面面，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不顾及它的制度环境的话，往往会适得其反。比如校长推荐制涉及面很窄，但是质疑声音却很大。除了政策的解释沟通、程序的公开透明需要改进，推荐制的目的还需明确。偏才怪才是明摆着的，应该谁都可以推荐，不如实行一个“推荐奖励制度”，奖励真正的伯乐。

哪方面的改革是最迫切的，也是你最期待的？

王烽：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是最迫切、最关键的，但也是争议最大的。它上边联系到大学，下边联系到基础教育，是一个关键环节。大学办不出特色，跟统一招生的方式有直接关系，高校连学生都不能自主选择，要统一划线排队，到毕业时用人单位也就主要看你是来自什么学校，特色就出不来了。靠统一招生维持的公平实际上是靠不住的，必须向基于自主招生的公平过渡。

中小学的择校现象，也跟统一招生的方式有关，择校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上好大学吗？！不就是选择哪所学校应试搞得好吗？！探索这么多年，高考招生制度的内核还是没动，除了各省可以自主命题和少数名额的自主招生以外，还是统一招生，主体部分没动。

你对此有信心吗？

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根据科学计算和预测，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从改革来讲，有数不清的方面，有很多不可预见的东西，但我觉得可以持乐观的态度。这种信心来源于十七大报告，来源于国家比较亲民务实的政策、整个执政方式的转变，也来源于《纲要》制订过程中所体现的政府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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