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择校乱象的“顽症”何时终结？
每年四五月，是高考考前的冲刺阶段，伴随这场战役的还有北京幼升小、小升初家长“择校”的一场“暗战”。相比高考，这场“暗战”丝毫也不逊色，甚至有些许参烈和无奈。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北京作为“首都”，当仁不让的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火车头。但在教育方面，优质资源的过分集中，让这个火车头的前进之路并不高效。“狼多肉少”的尴尬境地，让这些优质资源成为少数人的“美餐”。
“进不了好小学，就进不了好中学；进不了好中学，就进不了好大学；进不了好大学，孩子这辈子就完了。”坊间流传着的这句话是对北京家长对“择校”恐惶的真实写照。那么，是什么样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呢？
好政策却成了歪嘴和尚念歪的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初中升学实行统一考试制度，重点学校根据考分选拔优秀生源。直到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前，即便是基础公共服务的义务教育，稀缺的资源也是向培养优秀人才倾斜，办好重点学校的思路一以贯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除了诸如北京的景山学校、北海中学这些学校可为特权人群子女开辟通道，当时除了考分几乎没有择校的余地。
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学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此后，“就近入学”“学区”的概念引入，在学区择校的基础上，入学选拔仍主要以考试为准。为了竞争重点校，小学生课业负担日益加重。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风气渐起，政府着手严控择校。
中国初中入学政策开始明确“禁止择校”。国务院办公厅1996年下发文件，规定“不准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小学和初中招收‘择校生’，坚持就近入学原则。一定要把‘择校生’高收费问题坚决遏制住，重点是大中城市”“要坚决制止各种形式以权择校的‘条子生’和‘关系生’”。这一阶段，为了给学生减负，北京市取消了毕业统考，改由各小学自行出题，优秀生源由学校推荐，但要求严格控制在3%-5%之内。
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明确了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考试也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以对口入学或电脑派位的方法取而代之。期间政府对公办学校招收择校生、收取择校费的行为一再明令禁止。北京市早在1998年便实行电脑派位，高度强化派位的公平性，要求公立学校取消“市级三好学生”保送升学制度，“三好”荣誉称号不再与升学挂钩；特长生的数量严控在小学毕业生总数的2%以内，并在次年进一步要求压缩至1%以下。
就近入学，本来是方便学生和家长的好政策，但偏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成了歪嘴和尚念歪了经。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为了弥补公立教育资源的不足，中国政府允许开办民办学校，择校风向民办学校转移。2004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施行，时任教育部长周济提出：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名校办民校。在教育部门首肯下，不少公立学校也纷纷改制为民办校，或者办起了校中校。自此，公办中学和民办中学水乳交融，不但共用师资，有些甚至分享同一个校园，通过民办校择校或收取择校费成为合法模式。
目前北京小升初的格局，源自1998年。北京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电脑派位”划片入学。新政策制造了两难境地，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差校，而名校为了争抢优质生源也不愿意接受派位。于是，“占坑班”陆续出现，“奥数”培训开始泛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表示，这一办法虽然也难以避免民办校产权不明晰等制度原罪，但是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选择性需求。
此后各地教育部门的政策更加摇摆不定，参差错杂。在从中央到地方反复重申的“严打择校”口号中，择校的尺度事实上被放大。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北京，择校之风愈演愈烈。2002年后，北京市将入学政策制定权下放各区县，特长生等择校方式的招生比例也交各区县自行拟定。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刘胡权分析，放权之举进一步推动小升初入学渠道的多样化。大派位以外的招生比例逐渐上升，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复杂格局。
双轨招生演化出名目繁杂的入学形式
目前，虽然对政府对择校“禁”字当头，但北京市乃至全国普遍运行的是一套初中入学学位双轨制分配模式。即电脑派位和教育部门允许或默许的学校采取多种入学招生渠道。经过多年演化，形式了名目繁杂的入学形式。
——推优。
即小学向优质中学推选优秀学生。一般要求学业水平、身体素质等指标的综合评估排名靠前。因为指标有限，一般只有获得级别较高的“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等称号或在五年级、六年级获得过教育部门承认的竞赛奖项或各科成绩全“A”者才具备资格。推优也叫小派位，获得资格并不意味着顺利入选，具备资格的学生需要填报志愿，再将个人信息汇总到教委考试中心进行电脑摇号。由于部分优质中学名额有限，相当大一部分推优学生面临落选，即推优轮空，如仍想上优质中学，则须转投其他途径。
——点招。
这可以理解为“点名招生”。让优质中学对学生产生“点名”的兴趣，一般有三个途径。一是针对“市重点”中学，需要获得在优质中学占坑班学习的资格，并在历次以奥数为主的选拔淘汰中“屹立不倒”；二是针对“区重点”中学，其并无合法坑班，一般通过“海选”招生，即通过各种培训班、论坛等地下途径吸引学生家长投递简历，选拔招考；三是成为“牛孩”，斩获各种高级别证书或在奥数几大杯赛中名次靠前，吸引“名校”青睐或赢得小学老师推荐进入“名校”坑班的机会。
——特长生。
中学可按各自需求，招录具有某些专业特长的学生。特长项目、不同学校名目各异，有的偏好体育运动，有的偏好吹拉弹唱，有的偏好科技竞赛，不一而足。按北京市规定，一般只有在小学五年级、六年级获得各区教委认可的比赛名次，才算具备特长生资格，可参与各校专门的选拔考试。
——共建生。
这是指中学特招共建单位的生源。所谓共建单位，是对学校有资助或支持关系的单位，有关中学每年给予其员工子女一定的入学指标。
——条子生。
这是递条子招录的学生，特指通过某种特权关系绕过正常招生渠道入学的学生。
——直升校。
北京市允许一些学校可以直接招收来自对口区域或者单位的学生。如某些由开发商资助建立的中学，仅招录开发商所建楼盘内的学生；或者像人大附中、清华附中等管辖关系附属于大学等单位的中学，允许教职工子女不经任何选拔过程直接升学。
推优、特长生不可言喻的操作空间
综合分析，除推优、特长生、民办校招生和寄宿校招生指标为公开信息外，其余升学渠道的指标分配各校比例不同，外界难以确知，操纵空间很大。不管怎样，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虽有法律保障的“人人平等”，但不管是通过哪种渠道，都对学生和家长带来不小的考验和挑战。
以“推优”和“特长生”为例，是唯一靠学生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升入优质中学的方法。即便是看似透明公开的“推优”，选拔制度也备受诟病。在北京，小学毕业生五六年级课内统测成绩平均每门不达90分以上，一般便失去资格，已属于变相考试。但资格的获取并不完全依靠考分，还需获得市、区“三好学生”或“优秀班干部”等称号获得加分。
要想“推优”或有“特长”，必须要学校里分秒必争，在课余时间也不能放松，种类繁多的辅导班不仅也让学生喊累，也让家长身心俱惫，课外辅导机构却赚的钵满盆盈。
各类考试让学生不堪重负，应接不暇。小学本应是天真无邪，自由自在的享受童年美好生活的阶段。然而择校的压力，他们必须“乐此不疲”的奔走于各类辅导班的兴趣班。这兴趣班也仅是为了能取得一项特长，将来成为“特长生”进入优质中学的砝码。
打不死的“奥数班”总能死灰复燃
说到课外辅导班，奥数是一个不可以回避的话题。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当初，设立奥数培训班，只是想针对极少数有数学天赋的学生，让他们到国际大赛上去展示自己的实力。然而始料不及的是，随着获奖学生纷纷被著名大学破格录取，许多地方的中小学也把奥数成绩当作入学的参考标准。于是，各种课外数学提高班、培训班冠以“奥数”名头，奥数逐渐脱离奥赛选手选拔的轨道，成为备受家长青睐的大众化课外教育，奥数热由此兴起。
有权的找关系，有钱的出国买教育，没钱的苦读奥数，只有没钱没权更没精力的等待最后派位。由此，学奥数成为这类人群的救命稻。而奥数几乎成为所有“牛校”拔尖、“占坑”的重要条件。也大多数既无权也无钱的家长惟一能够把握的途径。对所谓“牛校”来说，奥数正是一种符合中国应试教育要求的“完美”选拔标准。
著名数学家、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正在扼杀我们的天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说：“奥数是一个让大部分孩子一次次证明自己是傻瓜的课程。”他说，奥数并非没有价值，但如今演变成升学的工具，就成了折磨大多数孩子的手段，将奥数推广到大面积学习训练，将会是灾难性的结果。
虽然，针对奥数的讨伐、封杀之声不绝于耳，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2012年8月18日，央视新闻频道一则全面声讨奥数培训的报道，引起北京市委市政府重视，随即决定采取措施。北京市教委公布了四项措施，重申严禁将奥数成绩作为小升初条件，禁止学校涉奥考试和招生以及公办学校与培训机构相关联的涉奥培训，并查处将奥数竞赛和培训挂钩的入学行为。8月28日，北京市教委又即日叫停与升学挂钩的奥数竞赛培训。
叫停奥数并非首次。早在2005年，北京市教委就封杀了人气颇旺的奥数竞赛“迎春杯”，2011年又取缔了“希望杯”。2003年至2011年，先后三次表态要切断奥数与升学的关联。
然而事实证明，“奥数班”真成了打不死，也打不倒的“小强”。每次禁令的下达，就会收敛不少，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灰复燃。就连每年报道“奥数班”的北京某媒体记者也说，放心吧，等风声过去了又会有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记者的儿子也参加了“奥数班”
尽管饱受非议，但屡禁不止。奥数的确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某教育局工作人员说，奥数之所以这么疯狂，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的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升学看奥数引起的，民办学校举行自主招生测试，绝大部分有奥数；公办学校招生私下看奥数的现象仍然存在。
专家们认为，究其根源，是因为奥数已成了择校、升学的“敲门砖”，具有非常功利和实用的价值，再加上利益驱动，于是就有了很深的社会根基。
在利益驱动下，奥数成为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敛财的工具。在升学指挥棒的作用下，奥数教育逐渐成为庞大的产业，从奥数教材、奥数教练、奥数培训机构、奥数竞赛体系、奥数冬令营、奥数国际比赛，形成了一条龙服务。巨大的市场，可观的利润，使奥数教育“从娃娃抓起”，甚至有向幼儿园蔓延的趋势。
“占坑”班重点学校的拔尖创收的玩法
所谓的“占坑班”，是指公办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一般名校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机构，只有进入这些机构就读，才有可能将来被“点招”进入该名校，名为“占坑”。
很多小学生从3年级起就要经考试进入培训学校，此后数年，经过不断考试、筛选、排位，只有在6年级时排名最靠前的一部分学生，才能进入重点中学。于是，对名校的竞争成为“坑班”排位的竞争。为了不被淘汰，小学生们往往需要参加更多的培训班，甚至跨年级培训。
激烈的考试竞争、沉重的学习压力、高额的培训费用使得学生和家长苦不堪言。有调查发现，90%以上访谈的家长们认为“占坑班”是北京市“小升初”的“头号天敌”。
据了解，“占坑班”还分“金坑”、“银坑”、“土坑”和“粪坑”等不同类型。所谓“金坑”，是与最顶尖的中学关联性最大的培训班，不上该培训班就不可能通过“点招”被录取。“银坑”学校的知名度、录取力度次之。“土坑”指的是一般重点校的培训班；“粪坑”则是与重点中学升学、录取没有什么关系，是需要提防的陷阱。“小升初”家长关心的主要是“金坑”和“银坑”，为了扩大被重点中学录取几率，往往要让孩子同时占好几个坑。
“坑班”成为名校通过考试选拔生源的主要通道，也成为学校创收的渠道。名校无需自己组织考试招生，从而规避了政策风险。而相对应的是，无数个家庭在周末、寒暑假疲惫奔波于京城各个“坑班”之间，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共建生”、“条子生”拼爹的游戏
如果谁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平平，更无“奥数班”的苦练经历，如果要上好学校，一定会有一个要么有权，要么有钱的“爸爸”。在各种“小升初”的渠道中，相对于各种考试来说，家长认为最不公平的就是“共建生”和“条子生”。
一些单位通过和某些重点学校建立“共建”关系，让本单位的职工子女可顺利进入重点学校；一些家长通过特殊社会关系，花钱让孩子获得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此类入学方式，赤裸裸地侵犯了教育公平，严重扰乱了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
“条子生”大部分来自各种各样社会关系，据对部分中学校长和家长的调查，重点学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左右。在升学季节，名校校长总能收到众多条子而难以处置。某校每年会设立一个临时机构，叫“条子办”。一般来说，每年春节前后就开始“条子生”的工作，学校会采用各种灵活手段招收这些特殊学生。如果学生本身有推优、特长生测试资格，那么就可占用这个名额；如果学生本身不具有这些资格，则占用“共建”名额。有些热门学校的因“条子生”太多，还暗中采取多带带出题考试的办法。
实际上，目前的择校竞争已蔓延至“幼升小”。“幼升小”是幼儿园或学龄前儿童升小学的简称。杨东平介绍，北京市的“幼升小”在几年前还不是一个突出问题，随着近年来“小升初”择校热的蔓延，以及出现“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幼升小”的择校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和复杂，与“小升初”类似，也出现了以权择校、以钱择校、考试入学、乃至“共建”等多种方式。一些有钱的家长花钱捐赠学校让孩子成为“择校生”，一些教师反映，有些“择校生”根本批评不得，稍微批评一下，孩子竟会说：“这学校的空调是我家安装的……”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优质学校”，家长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择校成为整个家庭人力、物力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动员。有权势的家长们通过各种途径递条子、拉拢与学校的关系，普通家长则不惜抛重金带着孩子奔波在“金坑”、“银坑”之间，不惜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全家人的生活都围绕着孩子的考试、获奖、评优，耳提面命地训诫孩子，误导他们形成分数至上、名校至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最值得庆幸的是，北京于2019年4月取消共建生，消除“小升初”的暗道首先从反特权入手。取消“共建”不是改革的目的，但却是一个开始。
家长：学区房进入优质校的双保险
在家长心目中，北京教育资源优质程度与难进程度由高到底排序依次为：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其中西城、东城、海淀乃是重中之重。《中国式离婚》里有句台词，反映了不少家长的心声：“进不了好小学，就进不了好中学；进不了好中学，就进不了好大学；进不了好大学，孩子这辈子就完了。”
由于僧多粥少，幼升小、小升初早已变成一场集金钱、权势、信息、时间、效率、耐心、教育理念、各种社会关系为一体的“超限战”。如果想上个好点的小学，还不在片区内，做家长的就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批条子、走共建、上坑班、跑裸考、买学区房，哪条路都鲜花与陷阱并存。如果家长在幼升小的时候“偷懒”，小升初的时候，想要跨区报考好初中，还需来一场难度更高的“择校大战”。
于是，学区房被公认为是上优质校最有力的保障。不管孩子学习好与不好，我在这片区内，你就得收我。有人笑言：“这事就像买春节回家的票。托关系就像是找票贩子买火车票，不到最后拿不到，也许最后也拿不到。学区房就像是飞机票，贵，但是保险点。”
随着教育改革的落实和推进，幼升小、小升初入学又出现新的情况。
2019年4月，媒体疯传北京某小学周边“学区房”价格暴涨到每平方米30万元的天价，“学区房”这一近年来热炒的话题再次让人焦灼。甚至有人人将之归咎为就近划片入学的“新政”，即教育部年初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新政”是如何规定的呢？第一，以单校划片为主，每所学校一个片区，实现就近直接入学。此种划片方式的前提是各校比较均衡。第二，优质学校不能单校划片，不能直接入学，优质学校和普通学校要搭配划片，即多校划片。
“学区房”是依学校划定学区，位于学区内的房子。学区内学区外有时仅一街一墙之隔，为什么房子价格有天壤之别？一是学区内肯定只有优质学校、名校；二是被划入者可以直接进该校。
“新政”将所谓的“重点校”和一般校划成一个大片区，在这个大片内的学生，进入一般小学的学生在小升初时有可能上整个大片区内的重点校，但也有可能升入一般的中学。在这个条件下，将学区房的范围扩大化。公众认为的“入学新政”进一步催生了学区房价格的暴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授认为，随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不断推进，多校划片的片区会越来越小，直至实现单校划片。在当前尚不均衡的前提下，对于优质的部分，要确保大体的机会公平。应该说，“新政”斩断了“学区房”与直升优质校的联系，当然不是“学区房”“发烧”的根源，而恰恰是加快治愈“学区房”的“药方”。
派位：“无能家长”的无奈选择
往年，四五月份是高考考前的冲刺阶段，伴随这场战役的还有北京幼升小、小升初家长“择校”的一场“暗战”。
小升初择校，即是孩子间的竞争，更是家长们的战争。如果说，小升初的考场是孩子展示自己的舞台，那幕后的策划就是我们家长。而策划内容的核心，我想毫无疑问是择校。家长们择校的艰辛绝对不亚于做一个工程浩大的项目。
相比高考，这场“暗战”丝毫也不逊色，甚至有些许参烈和无奈。
有权的找关系，有钱的送孩子出国，没钱的上奥数、学特长，只有没钱没权更没精力的等待最后派位，这被认为是学生和家长最无奈的选择。甚至有些家长认为自己很无能，没办法让孩子上好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开始畸变。
为何“派位”成为学生和家长最无奈的选择呢？对于学生和学校而言，看似公开透明的按学区进行电脑派位，不再是初中入学招生模式的真正主流。
据2013年5月28日，民间教育研究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北京市“小升初”教育信息公开情况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2012年海淀区等四区18所重点中学及19所重点小学中，从惟一一所公示小升初划片派位结果的东城区灯市口小学所了解的信息看，这所位于王府井附近、具有百年历史、在学区排名靠前的小学中，当年毕业生参加学区派位的比例不足50%，其中仅有1人被派到市重点中学，绝大部分参与派位的学生升入普通中学。
不参与派位的学生，主要是通过各种“择校”渠道先行获得北京市各级各类重点中学入学名额。“等派位是最差的选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小升初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选择，依据义务教育的属性，人人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
择校的兴起，不外是出于追求质量和效率的市场本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指出，之所以“严禁择校”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是因它违逆了人的本能。给家长留有一定的选择权，是任何一个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应有的制度安排。“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为自己的下一代创造优势环境。”
如何两全？裂变为双轨运行的现有小升初入学制度，尚未找到公平与效率这对两难抉择之间的兼容之道。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谁能够享受优质教育、怎样才能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