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上学梦
“我要上学。”
这些天，北京西城、海淀、通州等区教委门口，随处可见手拿条幅的孩子及其父母。这些孩子大多刚刚6岁或稍大一点，这本该是与其他同龄孩子游戏、玩耍的年龄，可此刻他们天真无邪的脸上却写满了不解与疲惫，站在他们身后的家长则或愤怒或茫然。让孩子站出来争取自己上学的权利——现实的严峻让这些家庭别无选择。
小小年纪，所承担的似乎太多。对此，过路人有同情者，也有漠然者。
“去年都已经错过了，今年不能再错过了。”一位手拿“我要上学”牌子的红裙子女生家长向记者解释，去年是因为五证不齐差社保孩子没法上学，今年缴纳了社保又因为工作与居住地不在一个区无法入学。她说原以为教委就近入学、基于教育公平的政策改革会向着有利于孩子入学的方向发展，不成想今年入学条件反倒变得严苛。
借用《经济观察报》评论员启越的话说就是，“今年北京的幼升小对于京籍孩子家长来说，是一场战争，而对于非京籍孩子家长来说，则是一场灾难。”
最后的希望：“私立学校也要五证吗？”“这是通州教委的规定。”
树人私立学校招生办梁老师说他们每天都要接到上百个家长咨询孩子入学的电话，面对家长的不理解，她说他们也很无奈，这是上面的规定，而这个规定已明显影响到他们的生源。
树人学校全称北京树人·瑞贝私立学校，是北京树人学校与美国洛杉矶瑞贝学校合作教育的一所实验学校，1993年成立，学校坐落于通州宋庄，曾因学校偏僻、收费昂贵让很多家长却步，近几年因宋庄艺术区的崛起，部分艺术家子女选择在此上学，树人学校得到长足发展。
“你们是民办学校，没有占用北京的教育经费，为何也……”
一位家长在电话里抱怨，梁老师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要不停地解释，因为今年所有幼升小都要通过信息采集，并且要五证审核通过后，学校才能接收，不然你是没有学籍的。
“如果不要学籍呢？”
“不要学籍可以上。”
5月12日，艺术家尹坤还抱有一线希望，“只要能上学，有无学籍无所谓，不行孩子可以考国外大学”，而到了5月16日，树人学校又接到通州教委和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要求所有孩子入学必须通过信息采集，而且要与户口、住房捆绑。
“不要学籍也不行。”在树人学校招生办，记者看到一对满怀希望而来的父母，最后失望而去，他们是开车从市里过来的，夫妇是私营公司老板，在西城经营一家餐厅，因孩子去年错过了入学期，今年无法进入信息采集，他们最后把希望寄托在私立学校上，不想，私立学校今年也一律与公立学校一样要求五证。
“孩子都7岁了，今年上不了，明年更困难。”面对一对新来咨询的艺术家夫妇，梁老师也打起了不平，“像他们这种情况更困难，超过年龄根本进入不了信息采集平台。”
“可我们进入了信息采集平台，但最后还是要当地各部门五证审核后，才能开借读证，有了借读证才算是完成信息采集。”这对艺术家夫妻有些迷茫，他们说为了这五证，已经跑了好几天，本以为五证都有了，学校也有名额接收就可以入学了，没想到还要经所在区镇政府各级部门的审核，但这一审他们又没底了。
果然，他们15日去审核就卡在了社保上，被工作人员告知他们的社保不在通州区而在西城区上就无法在通州申请入学。
“看来信息采集不是为了统计学龄儿童，以便更好地协调他们就近入学，而是审查合格后的告示。”一位家长后知后觉似地询问，“那信息采集不就是貌似公平的面子工程吗？”
这些寄托于私立学校的家长只好再次回到严格的五证审核程序中，以求命运的施舍。
一声叹息
在离树人学校不远的宋庄艺术促进会，由宋庄镇教委、住建、社保、计生、派出所、镇政府组成的“非京籍审核小组”这几天正在联合办公。审核日期从5月14日到19日结束，据说前两天每天都是人头攒动。
到17日上午已显得有些寥落，记者从登记表上看到这几天已有200多非京籍孩子申请入学，但真正通过审核的却寥寥无几，很多父母已经不敢再抱有希望，他们只好寻求去外地或者老家上学。
“不是成为失学儿童就是留守儿童。”一位艺术家试图通过艺术促进会与教委做些协调，“无论如何得让孩子上学呀。”
促进会的人表示很难办，“因为今年审核非常严格，只能看最后这些学校还有没有空缺名额，有也是要先解决符合条件的。”
记者问促进会秘书长老曹去年他们是如何解决艺术家孩子入学问题的?他们说去年经过沟通、协调，最后有艺术家的孩子进入了树人学校，也有艺术家的孩子进了新希望打工子弟小学。
“但今年私立学校、打工学校也要五证就难办了。”
促进会的人也表示无能为力，没想到今年的政策这么严。
在树人学校不远处的新希望打工子弟学校今年也规定要“五证”才能上学，招生办的王老师说他也很不理解，“我们完全是自费办学，没有享受到任何财政补贴，但我们却不能自主招生。”他问记者，你知道我们是要靠生源、学费来养活学校，但这样一限制，就招不来学生，学校就难以维持了。
通州区幼升小五证审核还增加了细则，即除北京教委规定的五证外，还必须满足父母要在通州区工作并在通州缴纳社保。
“他们不早点公布这项政策，而是在5月1日才公布。”几位家长与现场审核小组的人吵了起来，我们有五证为何不行。
对方一副公事公办，“这是教委规定，你们去找教委。”宋庄镇教委的人一律推诿说是通州教委的规定，他们也没办法。
宋庄艺术家多是因为没有社保，孩子被排除在学校的大门外。
“我们为宋庄艺术区做了多大的贡献。”这些人有些愤愤不平，“不是我们不办社保，而是他们不让我们办社保。”
孩子上学与父母工作挂钩、与住房、户籍挂钩，不仅于此，现场还有“计划生育”审核一项，与记者一同前去的画家就是因二胎超生孩子没有审核通过，他有些欲哭无泪，看来孩子上学梦将彻底破裂。
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本地人、外地人
艺术家尹俊把希望寄托在到孩子户口所在地给孩子申请学籍，然后在北京上学，但他找了几家私立学校，都被告知学籍是与学校挂钩的，无疑是有钱也上不了学。他说这几天夫妻俩为孩子上学天天失眠，如果不让孩子上学自己教，又怕自己为孩子做选择将来被埋怨，如果把孩子送回老家，又担心她成为留守儿童最后导致心理疾病，如果一家人回老家就意味着自己的事业、工作要重新开始。
他说当年脱离体制寻求理想，好不容易在北京扎下根，也置业买房了，但最后还要“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些对于大人都可以承受，而要孩子来承受“我们为什么与他们不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上学”等，他说想起这些就异常心酸也很残忍，难道我们所做的努力一点都没有用吗？难道一切将回到从前，一切都无法改变吗？
在圆明园时代艺术家作为盲流被收容，在文化体制大发展下，他们作为文化标签有了一席之地，但文化园区一旦蜕化成“商业地产”，他们的价值也就所剩无几，孩子无疑如贬值的附加资产，因“血缘身份制”而随制度沉浮，他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一切要仰赖父母是不是有用的资产，能为当地做多大的经济奉献。而一旦他们长大又将变成劳动力来养活社会的老人，这是何其的不公。
“我们这些年的付出不就是为了下一代能在同一片蓝天下做同一个梦吗？”他陷入了沉思中。
“如果一项政策的制定，不是基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一人之私、一地之私，这样的政策就不能长久。”新东方负责人俞敏洪说他每年有大部分时间要为解决员工孩子入学问题奔跑。新东方70%以上的工作人员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在京工作多年，这几年都将面临孩子入学问题，除了找人、托关系已无他法，甚至有些人托关系孩子也上不了学，只好送回老家，但这势必影响员工的稳定性，而这些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社会问题。他认为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只要拿出个人所得税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解决孩子入学问题，但中国教委的政策制定从来不是站在整个国家大多数人的需求上，而是站在我这个区，我这个地方，我家的孩子上学方便上。人为地把人区分成北京人、外地人，这样的划分无疑会造成社会族群间的分裂和对立。
重回手工时代
2011年前，非京籍孩子上学还比较容易，到了2012年，就开始有了户籍的限制，到了2013年，就开始要五证了，画家杜婕说她明显感觉到政策越来越不利于外地孩子上学，她便与几位朋友办起了“在家上学联盟”，也就是“自主教育”。
“我们不能依靠任何人，只能自己教育孩子。”他们的画家村家庭学校现在有8名孩子，今年计划扩大到20人，采用西方教育与本土绘画、文化的结合，而免去了繁琐的课外作业和政治品德课，孩子们得到了自由发展，他们的思维非常活跃。
记者在参观他们的学校时，孩子们正在画水彩画，在老师的提示下，他们根据自己的心情作画、用画写日记，孩子们的想象力得到了释放，他们在数学课中正尝试用不同的方法组合数字，参观完后很多家长都觉得这是把孩子从体制内学校解放出来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这让被现行政策排除在学校之外的家长无疑多了一份希望，它或许会成为未来教育多元化的突破口，但很多家长却在严格电子学籍与高考挂钩前却步了。
不过，目前宋庄已经有几个艺术家的孩子在家上学，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或者母亲画画，同时也接受语言、文化课的教育，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阅读大量文学、哲学的书籍，没有了物理、化学、政治课，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技能和深入思考一些问题。
这些孩子将来都会子承父业，如同中世纪的“手工作坊技师”，这或许是无奈中的一线生机，回到中世纪，让孩子在夹缝中生长，正如硬币的两面，有利有弊，但自有他们的生存法则，所谓大地生民，便是如此。
链接：2019年幼升小新政
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规定，所有在北京上学的孩子都要坚持免试、就近的原则。照此理解，只要在此居住（一般时限是半年以上），就应该可以上学。但一些区县规定，非京籍孩子的父母，必须同时满足在本区工作和居住两个条件才合格。那在一个区居住，到另一个区上班的父母就被排除在外了。有的区县更严格，必须是父母双方在本区工作和居住。对于居住的标准也不统一，是在本区居住半年，还是在北京市居住半年？一些区县要求，暂住证的日期是在今年3月份之前。如有此要求是否应该提前告知，而不是在5月份之后才出台此政策？4月份才搬家的孩子，因此就不能上学了。